奥利弗·哈特：早在50年前，弗里德曼就曾指出，企业或企业管理层的职责是按照股东的意志去经营业务，也就是在符合法律规范、伦理习俗等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去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但在现实中，某些企业有比如制造枪支、生产香烟、污染环境等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股东利益与市场价值有时是互相背离的。

在我们的经济体中，存在数量众多的个体，虽然大部分个体都不是力量强大的个体，但在判断事件的正确性或社会有效性时，这些个体都具有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社会意识。但是问题在于作为个体，它们很有可能并不会拒绝去拥有这些不好的企业股份。很多上市企业都说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但这里的社会责任指的是关注消费者、股东等关联方的利益，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盈利的目标。

所以，除非对企业趋利行为与社会有害性行为能进行严格区分、或政府能精确地将外部事件通过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定义，不然就无法将企业目标与个体或政府的目标明确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股东利益与企业市场价值很可能并不一致，而企业应最大化的是能代表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普通股东的利益。

网易研究局·大师：有人认为，企业市值容易量化，但股东的福利难以量化。因此股东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执行中并不好落地。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奥利弗·哈特：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在量化股东福利方面开展研究，将更广泛的社会指标纳入到管理层绩效考核中。在美国，已经有一些企业致力于量化各家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量化的指标和方法出现。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说股东福利或市值最大化，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必须得到一个具体的数值，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投票人（股东）的感受。投票人（股东）的心理活动会影响其对企业议案的价值判断。此外，我们不能因为错误的价值容易量化、正确的价值不容易量化，就只关注最大化错误的价值。“信托责任”并不是只有管理层最大化股东福利这一层含义，这样的理解有些狭隘，我们应该改变这一看法。

网易研究局·大师：股东作为投票人的心理活动会怎样影响企业目标的选择？企业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奥利弗·哈特：让股东投票决定企业的一些章程，就可以将社会目标真正纳入到股东福利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若盈利活动和破坏活动是可分的，或者股东都不是以社会目标为先的，或者政府已将外部性内部化，那么投票就会产生“弗里德曼后果”，即股东会支持市场价值最大化。

当然投票也有成本。其中一大成本是，股东可能会提出太多无关紧要的公司议案，这会干扰管理秩序。但是，这一成本可以被最小化。如果规定提请议案需要获得持股达到一定比例股东的支持，这样就可以提高议案质量。另一大成本是，企业的钱可能会花在管理层偏好的事务上，而非真正的业务上，通过合理的企业章程的设定也能够减少这类成本。例如，限制管理层利用企业资源来谋求竞聘的能力。

“在企业初创期，明确企业融资中的剩余控制权很重要”

网易研究局·大师：近期，很多企业意图通过合并的方式实现“抱团取暖”，那么，通过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一个企业怎么在合并后还仍然保持有自己的独立性、创新性和生命力？

奥利弗·哈特：我们都知道契约是不完全的，剩余控制权也具有稀有性。当契约没有规定某一行为时，这个行为的剩余控制权往往掌握在资产控制人手中。对合并的企业来说，双方都需要签署合同来事先约定彼此的权利，如何分配控制权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如果一个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减少，那么其相应的权利就会减少，相应的激励就会相应减少。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企业独立性的减少，创造力的减少，等等。

这些我们现在认为的好企业，都是强调企业的独立性、企业的创造力、企业的最终控制权。

像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苹果等所谓的好企业，其实一开始也只是一家初创企业。因此，在企业初创期，明确企业融资中的剩余控制权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未来企业的发展是长期的还是短视的。

网易研究局·大师：我们都知道，初创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很难获得融资，所以很多初创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去获取融资。但是这样做的话，创业者会失去一部分剩余控制权，而且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就容易产生分歧。那么，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奥利弗·哈特：在企业融资问题上，剩余控制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一家大企业是突然出现的，每一个大企业都是由创业者慢慢发展起来的。初创企业需要融资是必然的，创业者有好想法，投资者给予资金支持。创业者和投资者“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如果二者可以通过签订契约开展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很多。

对于投资者而言，获得投资收益是其主要目的，因此他们会在契约中明确未来现金流的分配。但创业者应该更加关注控制权的分配，原因就在于融资的契约是不完备的。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如果，创业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那么企业极有可能走的更为长远、更有前瞻性；但如果给投资者更多控制权，企业可能会存在过于关注投资回报等短视现象，这是许多初创企业需要警惕的。

网易研究局·大师：相对的，投资者也会担心创业者滥用控制权，比如将利润用于提高薪资或再投资，而非返还给投资者；又或者投资者发现创业者的想法很好，但不是经营或管理企业的最佳人选。这时候投资者没有足够的控制权也会面临问题。那么如何在当事双方不同目标之间达成平衡呢？

奥利弗·哈特：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比如设定利润、产品研发等指标，完成指标的创业者可以继续控制这家初创企业，否则控制权将交给投资者。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创业者和投资者的投票在企业治理中形成制衡。

我们通过研究给出的建议是，设计状态依存的最优控制权。这种状态依存的控制权其实就是债权，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应该是创业者说了算，企业出现问题后，应该由投资者说了算，控制权从创业者转移到投资者。

“不管是认为市场不好的观点，还是政府都不好的观点，这些想法都过于极端”

网易研究局·大师：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中国如何继续发展民营经济，你有何建议？

奥利弗·哈特：我为中国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最令人赞叹的成就之一。我听到一些中国朋友谈到，过去中国经济效率的增长主要是民营部门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应该继续让民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我的建议是中国要在实现公平竞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如果某些企业得到支持，而其他企业得不到相应的支持，那么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的体系。

网易研究局·大师：回到企业的问题上，政府应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呢？

奥利弗·哈特： 监管意味着企业必须在得到某个政府部门的同意之后才能执行某个操作，这些行政手段会导致更繁冗的程序，也会降低企业的效率。如果取消这些额外的行政程序，企业可能会有更强的激励去进行创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有时候的行政程序是为了阻止某个企业犯错。所以，任何安排都是有利有弊的。

网易研究局·大师：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多讨论。你对此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奥利弗·哈特： 经济学家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经济学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我从不认为经济学家能够对任何事情都提供完美而正确的答案。这是我总体上的基本观点。不管是认为市场不好的观点，还是政府都不好的观点，这些想法都过于极端，真理介于两者之间。这种视角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判断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深入去思考这些问题才是最有用的。

奥利弗·哈特简介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1948年出生于英国，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以及剑桥丘吉尔学院研究员。1984年，他回到美国，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93年以来任教于哈佛大学。2000年到2003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他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以及英国国家学术院会员。他还担任美国法律和经济学协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并拥有多个荣誉学位。他是合同理论、现代厂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仅凭其唯一的著作《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就奠定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2016年10月10日，奥利弗·哈特因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世界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因此人们总不可能预料到未来的所有情况；即使人们可以预料到未来的所有情况，签约双方也难以用共同的语言将这些写入合约；即使签约双方可以达成一致，他们也很难将契约的内容交与第三方裁决。该理论后来成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合同理论、厂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发展，并成为组织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贸易、法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革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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